论经典诠释与哲学建构之关系——以朱子对《四书》的解释为中心

在中国经典解释传统中,经典文本与解经者的哲学建构之间,存在着既不能分割,而又互为紧张的关系。两者之所以不可分割,是因为中国哲学家常常首先是哲学史家,他们经由古圣先贤及其经典的召唤,而浸润在古典的精神世界之中,他们“回顾性地”为经典作注解,正是他们“展望性的”哲学建构工作的起点。但是,经典文本与解经者之间,又有其紧张性,因为中国哲学家(如本文所研究的朱子)常常抱着他们自己的哲学问题进入经典,以自己的思想叩撞经典作者的心灵,因此,某种“解释的张力”终难以避免。我们可以从孟子学汲取化解两者间张力的方法论灵感:一是尚友古人,与古人对话,进入古人的心魂,这是“对话的”经典诠释法;二是进入古人的时空情境,在古人的脉络中温故而知新,这是“历史的”解释方法。两者交互应用,庶几在经典诠释与哲学建构之间获致动态的平衡。     

朱熹与南宋闽北书院

朱熹是我国南宋理学思想的集大成者,其在闽北创设了云谷、紫阳、考亭这三所很有影响的书院,进行了一系列成绩卓著的讲学、研究、育人活动,推动了闽北地区书院的建设和文化教育的发展。     

试论两宋儒学的文本观及其经学中的语言学思想

两宋儒学提倡不盲从的普遍怀疑精神和学贵得之于心的自由学风，以“理义大本”为理性支点，力求除去个人私见与锢蔽，即从经文本身的语境即“上下文义”、理解的时间性即“熟读深思”上，“不为文字所桔”，求得圣人之意。这样，两宋儒学中的语言哲学既接续了汉唐注疏对圣人之意的传述，接植了先秦以来的言意之辨、名实之辨的语言哲学精神，又突破了训诂师承的传统，在读经与做人、创通经义与自我省察乃至提升理想人格上，提出了值得一再回味的命题，从而启开了经学与理学互释的源头。     

比较视域中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四维审视

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开创的现代化道路在生态建设领域存在着内源性局限，要实现人与自然关系的实质性转变需同时进行理论与实践两个层面的革命性变革。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与西方资本主义主导下的生态理念在价值基点、思维模式、目标诉求方面都有所区别，在思维维度上实现了从“二元对立”到“辩证统一”的生态思维模式的转化；在价值维度上实现了从“利益至上”到“以人为本”的生态价值观的扬弃；在共同体维度上实现了从“单边主义”到“共建共享”的生态治理格局的超越；在实践维度上实现了从资本主义逻辑到社会主义逻辑的生态建设路径的转变。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社会发展提供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与全球繁荣发展相统一的中国良治，走出了一条不同于西方之治的现代化生态文明道路，是中国反馈给世界的社会主义新型现代化生态理论。     

习近平文化思想：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理论指向

党的二十大报告再次提出了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此后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不同的场合多次强调这一思想。如何认识和理解这一结合？它具有怎样的理论指向？有研究者从文化思想的宏观视角,表达了深刻的理论洞见,却忽视了这一主张提出时的具体时空情境,以致偏离了二者结合的本质及特征。事实上,从性质上来说,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新时代中国的一项文化政策,其出发点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其理论指向在新时代体现为习近平文化思想,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背景下回应时代理论需求的结果。在与西方理论竞争中,中国文化相关理论的竞争力还不够强,也不能满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需要。因此,中国文化理论的供需矛盾形成了当前中国社会文化发展的困境。这一困境引起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高度重视,激发了中国共产党发展中国文化理论的思想动力。中国共产党通过制定文化发展政策,绘制中国文化发展蓝图,以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作为理论创新方法,扎根中国历史经验和社会主义实践经验,形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文化理论最新成果——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是一个与时俱进的开放系统理论,是包含了文化问题域、文化主体论、方法论、知识论、功能论等系统化的新时代文化理论。它不仅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了发展路线图,为中国孕育了新文化生命体,也为中华民族的精神独立、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奠定了文化理论基础。因此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方法内容,是理解习近平文化思想守正创新的关键线索。     

习近平批判政治虚无主义的三个向度

把党的政治建设作为根本性建设放在首位,必须坚决纠正政治虚无主义倾向。政治虚无主义的滋生和蔓延将对党的事业和人民的利益造成致命的打击。对此,习近平从三个向度对政治虚无主义进行了批判:表现向度上,点明了政治虚无主义虚无党性、虚无信仰、虚无人民的种种形式;危害向度上,阐明了政治虚无主义给党和人民带来的重重危害;治理向度上,指明了肃清政治虚无主义恶劣影响的完整策略。这一系统的批判,对于新时代开展反对政治虚无主义的斗争,建设经得起风浪考验、人民忠诚拥护和始终走在时代前列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具有重要意义。     

自由知识分子对西安事变的态度浅析——兼与“福建事件”的一个比较

自由知识分子大都认为“西安事变”是“叛乱”，要求武力“勘平叛乱”。“九一八”以来，知识分子对国事的基本态度是，对日本的入侵要求和平谈判方式解决，对内部的军阀“兵变”却要求武力镇压。同“福建事变”时相比，国民党在1936年中，已经逐渐得到知识分子的普遍支持。他们认为中国政治秩序基本稳定，因此张学良以“逼蒋抗日”为由发动的“西安事变”，破坏了知识界所看重的“统一”局面。     

民国西安经济转型的动力与结构分析

民国以降，西安经济发展的水平和结构受到制度和抗战沦陷区经济大转移等外力因素的剧烈影响，短期的外部赋予给西安经济注入了活力，迅速改变了当地经济的落后面貌，这对西安经济结构的改造具有重要影响，但对外部因素的过度倚重，形成国防、军事统制企业生产，手工业为核心工业体系，消费工业为主体诉求的经济结构，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低层次、同质性显著。在经济转型和结构发展中，西安近代化凸显了制度强化经济发展的作用。     

基于旅西日本游客旅游选择行为的西安旅游市场分析

根据在全国六大旅游热点城市所做的旅游市场调查的数据结果，对旅西日本游客的旅游选择行为进行了研究，同时进一步有针对性地对西安日本客源市场进行了SWOT分析，在此基础上，对西安旅游业的发展提出了相关对策建议。     

新时代人民政协协商民主的新发展

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人民统揽“四个伟大”,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在这一背景下,人民政协协商民主的思想内涵不断深化,职能定位更加精准,议政格局日益完善,对发展中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及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